2016年11月4日至5日，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视角”为主题的2016年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办。在为期两天的会议里，来自美国、芬兰、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国、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4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组织、管理和发展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产生：制度环境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Roger L·Geiger教授从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员工以及研究者等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机制。他介绍，美国的世界级大学在不同基础上进行运营，每个大学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研究都有具体的目标。他指出，大学的主要使命之一是提供知识，整体的研究环境非常重要。

　　香港科技大学的陈繁昌教授探讨了不同国家体系背景下大学的治理问题，提出强劲的治理是大学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分析了大学和公司在治理方面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指出大学的理事会需要进行一些风险管理，需要在问责和机制的自主权之间正确权衡，需要进行定期的考核管理。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Peter Coaldrake教授则谈到了年轻大学面临的挑战。他分析了技术、公众资金、学生和学生家庭的期望、挑战与机遇这四个方面对大学模式的颠覆性影响。他认为，年轻大学要想持续地进行创新，需要很好地识别发展方向，同时在体制方面需要进行调整，更好地平衡风险。

　　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的Timothy E·O’Connor教授介绍了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的情况。他指出，世界级的大学有几个原则，包括可以提供一些研究、可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需要多文化多领域的体制和模式、可以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等。Connor教授介绍了他们在战略计划、结构设置、教学方法以及整体的体制文化方面卓有成效的变革。
　　清华大学的谢维和教授从人才吸引角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世界级一流大学的标准是由这个大学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来决定。然后谢维和教授从学生的选择、清华大学的项目实践经验、大学的科研教育意义这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香港大学的Gerard A·Postiglione教授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大学治理需要让大学能够在自主性和行政监管之间获得更好的平衡。他认为世界级的大学要能提供一些世界级的领导者，以及一些和全球教育体制相吻合的体制。

组织：教育系统运转

　　伦敦大学的Simon Marginson教授分析了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影响。他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全球层面审视，体制的结构和系统在大学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得到重视。
　　斯坦福医学院的Lloyd B·Minor教授阐述了学术医疗中心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学术医疗中心从患者中进行研究分析和学习，从而进行有效的研究项目，最终能更好地防治疾病。Minor教授认为，成功的研究大学需要教职员工的推动，教职员工要有一致的原则和目标，才能产生整体大于局部的效用。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教授则从更本质的角度，从为谁、为什么、如何实现三个方面探讨了大学的价值。他认为，大学首先是要为学生服务的，不能为了社会、研究等其它目的牺牲掉学生的利益；大学是理念的权利而不是权利的理念；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会事实，而是学会如何思考。他认为，制度的创立都应该服务于这样的价值。
　　日本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的上山隆大教授通过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案例，对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管理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大学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对知识产权的界定，会影响到研究型大学的预算、研究领域的资金来源等。一个好的管理模式对增强大学的研究能力相当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的原副校长王英杰教授指出了当今大学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体化管理结构和双重管理机构的矛盾以及外部影响和内部影响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要建立一种共享治理系统，弥补管理和学术事务之间的差距，里面包含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设置非常精确的权力边界。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校长Jung Cheol Shin从政策制定和组织结构方面分析了韩国研究型大学的案例。他指出，大学的教育和科研功能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从政策方法上可以把大学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价值评估结果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和激励；从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理架构改革，明确政治职能、行政职能和学术职能的分工。

管理：体制模式改革

　　韩国大学、北京大学、澳门大学的校长先后阐述了各自地区和学校的制度环境和改革实践。韩国大学校长Yeom Jae-Ho介绍了韩国高等教育的体制背景，指出韩国需要多元化而不是标准化的教育。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具有先锋开创精神的人，为此，他们采取鼓励学生跨学校交流、创建移动工作室、设立需求导向的奖学金、设置灵活的教学要求等多种改革措施。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发展迅速，下一步重点在提高质量而不是扩张数量。他介绍，北京大学通过调整人事制度、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加强通识教育建设、促进学部内自由转专业等方式持续推进教育的改革。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则认为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他介绍了澳门大学的四合一系统，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生活来学习，他也表示不能完全考虑大学排名体系。
　　多伦多大学的Glen A·Jones教授以“重点研究型大学与学术自治面临的挑战”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是大学治理碰到的主要问题。他还将大学管理和公司管理进行比较，指出企业架构在大学中会给学术治理带来挑战，大学的自治有一些特殊性。
来自俄罗斯的Isak Froumin教授通过介绍圣彼得堡的“卓越计划”探讨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政府出资推动大学发展，又给大学一些自主权，这是一种独特的关系。他认为，俄罗斯最近的卓越计划说明政府在开发建设现代研究型大学中起到的指导性作用，这样的体制能有更高产出。
　　日本的金子元久教授介绍了日本超级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他指出，日本大学的创新过程经历了政府主导、与政府分离、与政府一致这三个阶段。他认为，大学教育还应该与社会需求结合，调整体制，创造和支持一些变革性的项目，在创新方面发挥作用。

发展：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梅耶尔教授讨论了大学扩招带来的社会影响。他通过数据指出，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飞速扩招，但他对扩招的态度与社会上普遍批判的声音不同。梅耶尔教授通过实验分析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张能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有效地降低腐败程度，同时有利于响应人权方面的要求。巴基斯坦国家科技大学的哈什米教授讨论了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大学会创造新知识，培养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从而促进GDP增长。他们在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也建立很多技术孵化园和科技园，推进和其它大学的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项目，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认为，“世界一流”需要被重新定义。他指出，目前对大学进行排名的标准没有普遍性，因此排名结果也鲜具说服力。不同学校有不同的优势专业，如何制定一套更科学的排名体系是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指出，排名盛行于世界上各个领域。排名标准要得到社会认可，必须包涵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和期望。未来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可以跨越不同社会背景的、稳定一致的排名体系。
　　当具体谈到如何建设中国大学时，多伦多大学的许美德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有自己的特色，应在世界上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她以法国和中国的大学为例，指出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和欧洲大学是很不同的。中国大学应当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一味地以西方大学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而北京大学的哈巍教授则将重点转为如何赢得人才战争。他通过数据指出中方在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长江学者”“百人计划”等项目的鼓励下，许多优秀学者选择回国发展。他也提出我们需要找到衡量优秀学者的标准，保证归国学者的质量。
北京大学的闵维方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期、面临制度和结构阻力的背景下，北京论坛能汇聚中外顶尖学者，为不同优秀观点提供交流的平台，这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想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学校间的关系，学校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规，同时也应该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