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能够迅速崛起得益于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众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说，我国现有教育系统适合普通学生的培养与成长，也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我国每年有1000余万大学毕业生，是有拔尖创新人才基数上的优势的。那么，拔尖创新人才如何进行选拔与培养？现有的教育体系该如何进行变革？该以什么样的新思维、新方法来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变革？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其中，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土壤”问题，要将那些束缚、阻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错误观念、清规戒律等一一列出来，松一松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有新的突破：

第一，解决好一致性与差异性问题。现有教育体系的一致性像交通规则一样，全国通用，体现在课程、教师、评价制度、环境氛围等方面。这种一致性有它的价值，可以确保所有受教育者的基准水平，即劳动力的整体素养。一致性是工业化生产模式的产物，是教育普及化的集中体现。瑞典学者胡森所提出的教育公平三要素说，将教育公平具体阐释为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在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也是一直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做的。但是，当下的教育公平研究更加转向对个体差异的关注，更加注重为满足人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个性化是教育普及化基础上的高级阶段，是对每个个体发展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学者罗尔斯所提出来的新教育公平观，也是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行整体构思、开展顶层设计的出发点。人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人的发展”，二是“个体人的发展”，个体人的发展就是差异化发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正是人的差异化发展的具体表征。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后的基本原理，对拔尖创新人才开展深度研究，创新体制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二，解决好严苛性与宽松性问题，现有教育体系对学生的成长严苛性强、宽松性弱。但是，拔尖创新人才个性鲜明，他们有时不按常理出牌，会有着独特的认知方式、创新思考，所以“松绑”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以宽松的、合理的要求包容拔尖创新人才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虑，或者说如何保护好这类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值得深入思考。因此，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还要对这类学生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建议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的严苛性与宽松性问题。

第三，解决好普适性与个性化问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没有统一的模式，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由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专门学校进行培养，如莫斯科大学附中模式。俄罗斯每年通过层层甄别、选拔300余名学生集中到莫大附中学习。这些学生集中上大课的机会很少，更多的课程都是5-6个或7-8个学生一起参与，有大量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气氛相当活跃。莫大附中的初中、高中教师与莫大教授共同为这类学生授课，量身定制培养。高中毕业后，这类拔尖学生将进入莫斯科大学就读，有的学生会在学术上继续深造；有的本科毕业后则进入国家重要部门工作。二是借助分散模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即在普通学校发现拔尖创新人才后，提供适切的专门课程，寻找好的教育资源，进行个性化培养，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附中模式。南洋理工大学附中有普通学生也有拔尖学生。而对特别优秀的拔尖学生，学校则采用高中与大学联合开展个性化培养。由大学教授在中学建立工作室，为拔尖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定制设计，在完成统一的学校课程后，由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团队为这些学生开设高阶课程，因势利导地对拔尖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从我国当下专门学校的发展情况来看，现实不尽如人意“，抢生源”的嫌疑大于实质性的培养。这些学校把优秀学生“圈”起来，然后再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培养。我们要对这一现象做根本性的变革。但当下学术界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对此，我们可以先从个案或案例着手来加以研究。一是对部分学校的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历程与基本路径，尤其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案例进行深度挖掘。二是集中相关研究力量，深入有关学校开展系统研究。建立研究团队，从学校的课程设计、师资素养、评价制度、资源保障等多方面入手，分析上述两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的可能性及其利弊，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中国经验。

来源：夏惠贤. 着力解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土壤”问题[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 (Z2): 3.

夏惠贤：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